【缘起】
专题 | 历史博物馆文物南迁研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并虎视华北乃至整个华夏大地。中国的民族危机急剧加深，社会各界纷纷对国家的命运产生担忧。北平文博界，各机构出于保护文物安全、传承民族文化的目的，着手准备转移安置珍贵藏品。1933年初，山海关陷落，侵略者兵临北平城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文物南迁”行动正式开始。
长期以来，因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陈列所参与南迁的文物数量众多，学界关注点也主要聚焦于此二者。实际上，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本专题所涉及“历史博物馆”“国立历史博物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为不同时期的名称），以及颐和园、国子监、天坛、先农坛、北京图书馆等机构，均克服重重困难、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文物南迁工作。其中，“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先后通过寄存银行、迁移后方等方式，保护了大量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性物证。
北平文物南迁，是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惨痛局面下，做出的珍藏民族集体记忆、传承国家文化基因的壮举。为全景展示这一以中国文博人为主角的英雄史诗，本刊特组织刊发一组专题文章。一方面，以民国时期相关史料为基础，梳理历史博物馆文物南迁的背景、过程及影响；另一方面，围绕南迁文物中的八种珍稀古籍进行研究，揭示其重要性。此外，本刊全文公布“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南迁文物目录清单，以期对学界继续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原刊载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3期）
抗战时期历史博物馆文物南迁始末
文 | 李守义 辛迪
近年来，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为保护文物所组织的文物南迁行动日益受到学界、文博界乃至文艺界的关注，针对这一事件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陆续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出版了一些著作，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回忆文章、文艺作品大都将研究、描绘的重点集中在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所组织的文物南迁上，而对于南迁重要组成部分的其他文化机构的研究则关注不够。历史博物馆从1933年2月至1935年6月，将16915件重要文物分六批南迁到南京及上海。本文拟结合当时的档案文件、往来信函以及新闻报道等史料，对历史博物馆文物南迁的背景、过程、文物播迁等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探讨。
近年来，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为保护文物所组织的文物南迁行动日益受到学界、文博界乃至文艺界的关注，针对这一事件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陆续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出版了一些著作，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回忆文章、文艺作品，大都将研究、描绘的重点集中在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所组织的文物南迁上，而对于南迁重要组成部分的其他文化机构的研究则关注不够。事实上，文物南迁队伍中，还有历史博物馆[1]、颐和园、天坛、先农坛、北平图书馆等机构，南迁的文物少则几百件，多则几万件，这些机构克服人员少、经费奇缺等重重困难，历经艰险，最终完成国家重要文物、图籍的南迁转移。历史博物馆等机构的南迁工作，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本文通过搜集、整理与历史博物馆文物南迁相关的原始档案文件、书信、回忆文章以及当时的媒体报道等，对历史博物馆文物南迁的背景、过程及影响等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探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鲸吞东北，对华北虎视眈眈。1931年11月，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策动“天津事变”，挟持溥仪出关，逼中国驻军退出天津，“平市谣诼繁兴，几至一夕数惊”。为确保文物安全，历史博物馆从1931年11月13日起，除在新年期内展览景教石刻四天，及2月的四个星期日开放四天外，其余均暂行闭馆并将重要物品装箱钉锁。为加强警戒，博物馆除在各外门堆积砂袋，在墙垣上加盘带刺铁丝外，还函请北平市公安局发给馆警枪械子弹，日夜巡察。又与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共商联防办法，成立特别警卫处，联络分防，连馆员都要轮值守夜。1932年3月后，局势渐渐稳定，闭馆已三月的博物馆才又照常对外开馆。然而人心浮动之际，文物安全成为重中之重，历史博物馆在中央研究院[2]的指示下，开始着手准备重要文物迁运工作。1933年1月，日军突袭热河边防重镇榆关，榆关陷落，山海关失守，平津门户洞开。历史博物馆再次关闭了端门及阙左、阙右两门，停止开放。对外宣布“系属修理门枢，修竣照常开放通行”[3]。日军攻陷榆关后，沿长城一线步步进逼，北平危在旦夕。面对日军随时可能攻占北平的危险，面对战火中文物逃不脱的或遭毁坏、或被掠夺的两种命运，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将文物南迁，以策安全。1933年1月5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致函南京行政院，称“榆关事出，影响北平故宫宝藏，关系全国文化，当经呈请指示在案。今事变日急，除随时设法防护外，究应如何办理，请速定夺”。易培基的考虑绝非杞人忧天。早在1894年，日本宫中顾问官兼帝国博物馆总馆长九鬼隆一便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公然宣称“搜集大陆邻邦的遗存品乃属学术上最大之要务”，更赤裸裸地表示，“战时搜集之便，比平时易以低廉之价格得到名品”，“比平时易有搬运重物品之方法”，“战时搜集毫不悖国际公法之通义”，把搜刮邻国的文物称为“雄进国家财产”和“发扬国威”[4]。1931至1933年日寇侵华期间的事实也证明文物留存北平的风险。据伪满文教部记载，1931年东北被日军侵占后，文物图书被严重毁坏或疯狂掠夺，仅1932年3月至7月间，日伪当局就在东北焚书650余万册。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中，被誉为“亚洲第一图书馆”的东方图书馆被焚毁一空，五层大厦仅剩断壁残垣，馆藏几十万册中外文书刊、善本古籍损失殆尽，时人有“申沪烽烟，南地图书尽丧”之语。有鉴于此，民国政府下令将包括历史博物馆在内的北平各文物保管单位的重要文物立即装箱，准备迁移，以避免被日寇掠夺、毁坏。早在国民政府下达文物南迁命令之前，为防患未然，裘善元[5]就曾多次致信已将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上海的傅斯年[6]，商议重要文物处置方案。1933年1月，傅斯年回信李济[7]、裘善元等人，认为文物迁移需在“此时缓和期中移，否则一急，再思移，必移不出也”[8]。根据当时的局势以及傅斯年的建议，1933年1月24日，历史博物馆将重要文物装为二十五箱，先将最为重要的十箱，分别编号，秘密保存于北平浙江兴业银行库房，并取有该行第二三三三号收据。2月9日，历史博物馆将“重要物品装箱迁存北平浙江兴业银行经过”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将物品清册函送该所，请其转送中央研究院备案。2月11日，历史语言研究所呈文中央研究院：“顷准本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函称，该馆物品装妥十箱存入浙江兴业银行库房，并该项物品清册，请转院备案等因。相应核同该项清册，函请贵处准予备案为荷。”[9]收到信函后，中央研究院立即复函要求历史博物馆提取部分重要文物“以备送院保存”。接到指令后的历史博物馆即刻行动，于2月12日从北平浙江兴业银行“提回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木箱叁只，同时另装第十一号、第十三号、第十六号叁箱（本处重要物品除铜版地图外，先后共装二十五箱）存入该行，以符原存十箱之数。”[10]最终存入北平浙江兴业银行的文物箱只编号分别为：第肆箱(央) 第伍箱(研) 第陆箱(究) 第柒箱(院) 第捌箱(历)第玖箱(史) 第拾箱(博) 第拾壹箱(物) 第拾叁箱(筹) 第拾陆箱(北)文物包括瓷器、古兵器、铜镜、明器、内阁档案、印章关防等，计一千四百八十九件[11]。历史文物装箱并准备南迁一事引起了媒体的关注，相关报道见诸于报端。1933年2月9日，《益世报》以《陈列所古物昨开始装箱，历史博物馆亦奉令南迁》为题进行报道：“午门历史博物馆古物亦奉令装箱南迁，所装古物，多关系历史，如铜钱秦砖汉瓦及历代关防等项，亦随二批古物南迁。”[12]同日，《大公报》亦报道：“北平历史博物馆在午门上陈列物品，多有关于我国历史文化，昨日亦有装箱随同故宫博物院第二批古物运京消息，但据记者多方调查，该馆因昨日放假，并未开放。该馆某职员谈称，因该馆并无重要物品装箱事，决非事实云。”[13]针对媒体的相关报道，历史博物馆进行了澄清说明，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事端。2月10日，历史博物馆致函《大公报》：“日前各报纷载本馆物品南迁，日前贵报又载本馆物品有随同故宫第二批古物运京消息。查本馆与故宫博物院并无任何隶属关系，自无随同南下之□，如果故宫有第二批古物迁移，届时本馆物品是否随同南下，自有事实可资证。”[14]历史博物馆在此特殊时期主动通过媒体向社会声明，主要是因为针对文物迁出北平，社会各界争议颇多。很多人认为文物南迁会动摇抗战的信心，东三省沦陷，华北人心动荡，如果将文物南迁，无疑是向社会宣告，国民政府即将放弃北平以至整个华北，势必造成民心更加不安，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不利于全民御敌。鲁迅、胡适、徐志摩、陈寅恪等人亦对文物南迁表示反对。鲁迅曾专门写了一首诗来对国民政府迁移文物之举进行讽刺，借此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诗云：“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胡适也不赞成文物迁移，他认为古物在国际人士监视之下，未必有人敢于破坏文化古物，而且古物数量极巨，迁移并非易事，南京、上海均无适当地方进行存储。徐志摩在1931年4月20日给国民政府呈中请求故宫文物“无论巨细”，“概以不出故宫之门”。陈寅恪等高校知名教授也表示文物南迁不妥，1932年9月2日的《申报》上就有如下记载：“北大教授陈寅恪、顾颉刚、吴其昌等联名致函中央各要人林、蒋、汪、胡、蔡、于等，请勿迁移故宫古物，为祖宗留成绩，为子孙争光荣，保障古物完整，以息国人惊叹。”[15]在此背景下，历史博物馆的主动声明显得十分必要。（未完待续）（本文节选自《抗战时期历史博物馆文物南迁始末》，原刊载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3期）
注释：
[1]民国时期，历史博物馆几易其名，1912年7月9日成立时称“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20年11月更名为“历史博物馆”，1927年8月更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1929年8月13日，国立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定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36年7月，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博物院，定名“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为行文方便，本文统称历史博物馆。
[2]民国时期历史博物馆隶属关系几经变更，1912年成立后隶属教育部；1928年6月，历史博物馆由中华民国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接收；1928年10月，大学院裁撤，恢复教育部，古物保管委员会改隶教育部，历史博物馆仍隶古物保管委员会；1929年6月，历史博物馆改由教育部直辖，其间或又一度交国立北平图书馆代管；1929年8月13日，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由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接收。
[3]《北平市政府令（1933年3月）》，《北平市市政公报》1933年第201期。
[4]参见《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要旨》，转引自《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高句丽渤海专号》第3辑，北方文物杂志社，2001年。
[5]裘善元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管理主任。
[6]1929年8月13日，国立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由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接收，傅斯年为所长。
[7]李济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筹备委员会委员。
[8]《傅斯年致李济、裘善元等函（1933年1月左右）》，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档案号：考2-106。
[9]《函送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存入银行物品清册由（1933年2月11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档案号：元280-10b。
[10][11][17][21][24]《函送移运物品清册希呈院备案由（1933年2月26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档案号：元280-10b。
[12]《益世报》1933年2月9日，第7版。
[13]《大公报》1933年2月9日，第4版。
[14]《来函照登》，《大公报》1933年2月14日，第3版。
[15]《北大教授请中央勿迁故宫古物》，《申报》1932年9月2日，第4版。
抗战时期历史博物馆文物南迁始末（下篇）【预告】
三 文物南迁的历史过程（一）第一批文物南迁（二）第二批文物南迁（三）第三批文物南迁（四）第四批文物南迁（五）第五批文物南迁（六）第六批文物南迁结语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3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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